周绍民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

发布日期:2016-9-9     浏览次数:341次    发布者:黄木河    

    周绍民先生是我们学院中地地道道的老前辈、老教授、老党员、老模范。他是厦门大学化学系1945届毕业生, 1946年应聘在母系任教,至今已在这里工作生活了70个春秋。他曾长期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根据不同年代的工作需要,讲授过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等基础课程,以及电极过程动力学和金属电沉积原理等专业课程,惠及莘莘学子。他于1959年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1984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当时全国屈指可数的博士生导师。他是国内较早从事电化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电化学学术界和电镀行业界享有很高声望。他是有着近6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不愧为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他历任化学系系主任、校科研处处长等多个行政职务,为学校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1987年学校授予他最具荣誉的“南强奖”,198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全省劳动模范称号。我跟随周先生学习工作数十年,他的为人处事常令我深深感动并受之教育,让我用几个具体事例来说明周先生是如何教书育人的。
    1964年我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被录取为周先生的研究生。那时国内各高校的研究生规模都很小,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像今天这样成熟完备,如何培养研究生几乎全靠导师自己把握。新学年伊始,周先生立即约我及另一同学商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安排,他给我们讲解国家为什么要安排计划招收培养研究生、研究生与本科生有什么差别,同时勉励我们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思想上要追求进步,业务上要精益求精。周先生非常重视基础理论,他布置我们除参加必修的公共课学习外,还要修读数理方程和电化学理论两门课程。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电化学理论和实验方法迅猛发展的年代,设置数理方程这门课的确富有远见,也体现周先生在教育目标上的高标准。由于不具备单独开课的条件,周先生决定让我们到数学系本科三年级插班。为此,他亲自出面与数学系任课的林坚冰老师联系,我们终于获准参加听课。课程落实后,周先生并非就此撒手不管,而是不时挂虑我们的学习情况,尽管那时他非常忙,除承担本专业的教学科研任务外,他还负责无机化学基础课的教学。由于数学系课程有其学科的特点和要求,也由于自身数学功底不足,我们同学二人都感到插班学习很吃力。周先生得知情况后,再三勉励我们要下定决心攻坚克难,同时教导我们要学以致用,应以掌握数学方法为主。在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调整了思路,转移了学习重点并加强自学。为了督促我们坚持学习,周先生明确要求我们必须参加课程考试并争取获得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他与林坚冰老师进行沟通,说明他安排该课程的用意,并请求林老师单独为我们两人出考题、评成绩。期末,林老师专门为我们出了两道有关扩散方程的开卷题目,要求在两星期内完成后上交,随后给我们评定成绩。
    我们的电化学理论课是在周先生亲自指导下以自学方式进行的。在本科五年级上学期,我们就修过电极过程动力学课程,周先生是这门课的主讲之一。为了帮助我们更加系统深入地掌握当代界面电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周先生为我们开列一个文献清单,其中有10多篇权威性的综述性文献,英文的居多,部分是俄文的。周先生告诉我们,清单上的文献是必读的,如有余力,要补充阅读文献中的某些重要引文,自学之后要将心得写成报告。学期末,我遵照要求写了两万字左右的读书报告呈交给周先生。大约两星期后,周先生把读书报告返回给我,我看到在20多页的纸面上有他的各种批注,许多标点符号也被指正了。我深深领教到周先生治学严谨,就连文章的遣词用字都是非常考究的。他还约我面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我的读书报告的最大毛病是缺乏个人见解。他说,阅读文献不仅是要了解前人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判断这些做法和说法是否合理可取,有无改进之处,只有这样,科研工作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周先生的这些教导使我受益终生。
    1965年上半年我们启动毕业论文工作,由于周先生曾多年从事有机电化学研究,我们的论文选题瞄准了国际上正在兴起的燃料电池。就在我们着手准备实验的时候,周先生接受了一项有关海军舰艇保护的攻关项目。由于任务紧迫,周先生决定让我们终止原先的选题,立即投入到新项目中。周先生担心我们一下子转不过弯,随即给我们做思想工作,教育我们必须急国家之所急,做国家之所需,不要计较个人得失。他还要求我们研究工作必须从接触实际开始,在周先生的安排下,我们先到某军工研究所实习调研1个半月,随后我被派到某海军基地开展现场实验。在我离校外出工作的半年中,周先生不仅关心我的实验工作进展,更加关心我的生活,我每次汇报工作时,他总要询问是否按时收到生活费,随船出海作业是否适应,再三叮嘱要注意饮食起居保重身体。在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中,我增长了见识,得到了锻炼,更感受到似海的师恩。
    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之后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随着研究生规模越来越大,如何保证培养质量,如何根据不同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个性特点,使他们各自得到最佳的成长,成为周先生十分关注的问题。1984年我被指派承担“现代电化学选论”这门硕士生学位课程,由于学位条例对学位课程有不少规定,而且该课程面向不同导师课题组的研究生,我对如何开展教学产生诸多疑虑。我向周先生请益,他给予热心指教,他的宝贵意见展示出他经久酿成的教育教学理念。周先生教导说:教学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首先是课程内容的设计必须高标准,没有高标准何以谈论严要求。作为学位课程更应具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要能为学生构筑庞大的学术架构打下坚实基础。他还明确指出:严要求是为了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严”要体现在从细节入手,抓好各个教学环节的落实。严格可以有不同表现,但严源于爱,前提是关爱学生、尊重学生,尤其不能用生硬的做法对待学生,用呆板的评分标准卡压学生。这些教导给我的教学工作指引了方向,我再次领悟到周先生当年为我们安排学习的良苦用心。
    为能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达到“因材施教”的成效,尽管年事已高,周先生对招生培养过程中的若干重要环节总是亲力亲为,亲自把关。他坚持亲自参加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招考的面试,每场面试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除考核专业基础外,还要详细询问考生的学习经历、兴趣爱好、甚至家庭情况。他坚持亲自审核研究生的个人培养计划,学生将培养计划交到他手中绝对不是走个程序、签个名字而已。周先生不赞成学生脱离实际盲目追求学分,尤其不赞成学生敷衍塞责赶进度,他会根据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修课建议,勉励学生树立优良学风。周先生反复告诫学生,虽然我们实行导师制,但是必须博采众长,见贤思齐,要虚心向导师本人之外的其他人学习。
    周先生坚持亲自参加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他尊重学生的个人兴趣和意向选择,把“扶弱助强,激励创新”作为培养工作方针。1986年周先生课题组的多个基金研究项目均与金属电沉积有关,同事们普遍希望新入学的博士生崔成强能被安排到这些项目中来。然而,周先生早前了解到,崔同学在硕士生期间开展过食盐电解用的不溶性阳极研究并取得很好成绩,如能助其一臂之力,可望有所突破。经过师生沟通,崔同学同意继续不溶性阳极的研究。由于实验条件得到重点保证,崔同学心情舒畅,工作十分抓紧,几个月后果然取得优异成果。在一次行业界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崔同学用详实的实验数据报告了他的最新研究进展,当场受到众多专家的赞赏,他脱颖而出,被破例聘请为行业协会的顾问,重庆某化学公司还主动提供两个电解槽让他开展中试。博士生戴鸿平在开展氧化还原酶电子传递研究时发觉现有仪器无法满足测量要求,于是打算自行研制仪器。对此周先生予于支持,并嘱咐戴同学要虚心向本学院擅长仪器研发的行家里手学习。由于研制过程曾屡遭挫折,时而损坏一些元器件,给器材入库和财务报销增添不少麻烦,以致有的同事对戴同学产生不良印象,归咎于他办事无计划、大手大脚等等,甚至认为他是不务正业。这时周先生表态说: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培养人也要付出代价,实验上的失败不能轻言是浪费,从而减轻了戴同学的压力。正是在周先生的支持鼓励下,在教研室其他老师的帮助下,戴同学终于获得初步成功,虽然研制的仪器不能如愿实现商业化,但是这一成绩为他日后的发展扩充了竞争实力。
    周先生非常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视学生的思想工作为己任。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冲击我校时,周先生刻不容缓地召集自己的研究生开会。他不是想让学生们采取回避态度以免惹事生非,而是教导同学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面对社会现象和种种言行,要冷静思考,辩明是非,不能盲从,更不要做出非理性的偏激举动。他的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学们受到了教育,顶住了风波。周先生平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树立淡薄名利的思想,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身教重于言教,因而能感动学生。在周先生领导的课题组中团结合作精神蔚然成风,在科研成果申报或论文投稿前常常因为作者排序的谦让而产生“争执”,谁都不敢邀功请赏,即便是区区几元钱的稿费也都是相互推让,这一幕幕情景同学们目睹耳闻,无不表达敬佩之情,并从中受到教育。周先生为人师表,他忠诚老实、正派公道,严以律己、顾全大局,这一切都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可谓是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想,“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这样的诗句用于赞美周先生的职业生涯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作者:吴辉煌  化学系1959级本科生、1964级研究生。退休前任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