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的老科学家比较多，一个是卢先生，当时我跟他同一个教研室，他从海外回来，对国家贡献很大，这是大家公认的。吉林大学的唐敖庆，也很爱国，很健谈，留美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海外学生会长。蔡启瑞先生，出去九年以后也回来了。
 蔡启瑞教授很热爱母校。他回来时，陈国珍先生到广州接他，然后让他到北京等地参观。当时一些研究所想聘请蔡先生。对此，陈国珍先生有把握地说，蔡先生很热爱母校，他出国前得到萨本栋校长的器重，跟卢先生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一定会回到厦大，此话果然应验。
蔡先生有较长的海外经历，当时我国受到外国歧视，对此他感受很深。我跟他接触时，他还没有入党，却一直在申请中。当时主持厦大工作的未力工、张玉麟，系总支书记刘正坤，军宣队祝永业主任，以及以后的曾鸣书记，都知道蔡先生的入党请求。这些领导均表示要关心蔡先生的入党问题。所以，我认为蔡先生热爱祖国，热爱母校，热爱党，他除了全力以赴搞业务，也关心国家大事。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和党，对蔡先生也非常关心。回到母校后，当时的校党委，系总支，系主任，对他都很关照，使他的业务专长得到充分发挥；应该讲，他的成长跟党对他的支持分不开。

大概1970年，我担任系副主任。上任不久就跟蔡先生到大庆参观。当时的厦大，刚从原教育部管的大学调整为省管，只留催化和电化分别归燃化部和四机部管辖。当时燃化部要求我们办学方向要有所变化，从综合性理科大学，转移到以应用为主，为此让我们参观一下大型的工业企业。这次参观由系军宣队负责人老纪带队，催化组去了六、七个人，第一站到大庆。当我们还是省管学校时，要从福建占优的电石资源出发，为地方做好服务，这就是过去我们偏重发展乙炔化学的原因。参观了大庆油田和大庆石化厂后，给我们的强烈印象是，我们应该转轨到石油化工的方向来，变为省里服务转向为全国服务。这是我校催化专业的一个大的转折，派生了随后的乙苯脱氢、乙烯聚合等石油化工课题，后来还在原生物系亚热带植物园兴建了校办化工厂，生产着乙炔水合制乙醛氧化锌和乙苯脱氢催化剂，满足国内石化厂的需要。也就在这次的东北和北京之行，让我结识了北京石科院的闵恩泽总工，他是蔡先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友，彼此关系很好，闵恩泽先生也成了后来我们经常打交道的石油化工专家。

谈谈讨论班问题。我于文革前在吉林大学参加了由唐敖庆先生负责的讨论班。当时教育部先确定两个讨论班，第一个是唐敖庆主持的物质结构讨论班，全国该专业的骨干几乎悉数参加（包括张乾二先生），我是三个旁听生之一。那个班办得很成功，历时两年，专攻配位场理论，日后获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个即催化讨论班，由蔡先生主持，从中看出教育部对蔡先生的重视。可惜该讨论班只度过第一年的基础课阶段，还没来得及实施第二年的研究计划，文化革命爆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它中途夭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周恩来总理采纳了不可轻视基础研究的建议，得到科学院生物化学部的积极响应。该部主任过兴先院士立了一个生物固氮课题，依据是固氮对农作物影响大，等于增大了肥料的来源。1972年生物化学部在长春主办了固氮学术会议，请唐敖庆主持，目的是想让唐先生能够从化学键的角度协助解决固氮酶固氮的科学难题。会上唐先生作了氮活化的报告，阐述了固氮酶怎样把自然界数量大又异常稳定的氮固定下来，且转化成氨。因为我和唐先生保持着联系，当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我给唐先生写了信，表示希望与会旁听，结果如愿了。会上我意识到固氮酶对我们催化的重要性，遂向唐先生反映，我说蔡启瑞先生有这方面的雄厚基础。唐说：“那好，你叫蔡先生来”。后来，他既邀请了蔡先生，也请了卢嘉锡先生。

蔡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从厦门赶到长春。当时从厦门到长春得乘五天的火车，到鹰潭后又抓紧坐硬座转车去沈阳。卢先生接到通知时还在牛棚里面，上级的邀请让造反派只好放行。所以，唐先生主持的这个固氮会，由于有了卢先生和蔡先生参加，变得阵容强大。
 会后确定了各自的项目，科学院开始拨款，当时基础理论课题没有经费的困难也得到了解决。原本叫固氮会议，也易名为化学模拟生物固氮会，把当初仅有的生物固氮，扩充为还要模拟生物固氮酶的功能，力求把这个奇特的催化剂合成出来，这是化学家的任务。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项目，或许当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难度。这就是三位“大家”，即理论化学家、结构化学家和催化学家联袂冲击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开篇故事；此外，生物领域还有几位重量级科学家，加上化工界和产业界的名家，组成了该项目的超豪华团队。
 从1972年开始，以后每年或每两年开一次会。1973年的会在我们厦大召开，会上唐先生作了化学键本质的很好报告，讲的是氮的键是怎么被活化的。蔡先生的报告率先提出固氮酶固氮的一钼两铁三中心的活性模型，后来被叫做厦门模型。当时卢先生刚出牛栏，业务研究一度因文革的冲击而中断，但他的底子是坚实的，能够很快进入角色。在那次会上他没有提交报告，却提出了固氮的原子簇模型，即一个钼三个铁三个硫共七中心原子簇模型，又叫网兜模型，或福州模型。后来关于厦门模型和福州模型的小摩擦，实际上乃知识分子的陋习所致。当时一位年轻的科技人员把两个模型贴了出来，并公开评论自己的模型如何好，另一个模型有些什么样的不足，不免引起听众的反感，气氛也骤然起了变化。其实，谁先谁后并非最重要，逐步接近事物真相才是孜孜以求的。我们和福州大学、福州物构所长时间形成的亲密关系经得起考验，不会因学术见解的论争而变形，两位老先生正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学术和情谊的，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科学院生物化学部过兴先院士对厦门模型的印象是：“蔡先生的报告：第一，很形象；第二，他从催化角度讲述，使搞生物的人听起来非常清晰；第三，蔡先生为了这个模型，对生物固氮下了大气力，钻研了相关的生物内容，例如对生物固氮中电子的传递路径，以及氮的活化，讲得深入浅出，清清楚楚”。过兴先院士对蔡先生的评价重点在于钻进去了，把化学和生物结合了起来。唐先生对该项目的组织很出色，那篇氮活化的结构观点，相当权威。卢先生则从结构的角度，深入挖掘，他的一钼三铁三硫七中心模型，颇具特色。三位“大家”相辅相成，共同把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算得上科坛一段佳话。

1977年由科学院主办、教育部承办的科技大会，是国家自然科学发展规划的会议。对我们学校、我们院极其重要。蔡先生、田先生都参加了，我是列席代表。大会分成许多专业组，唐敖庆是化学组组长，物理化学组组长是卢先生。
 这个会的主要任务是订规划，落实项目，可以想象，各个学校对此都很敏感，教育部系统和中科院的争夺更是激烈。由于我曾是长春物质结构讨论班的党支部书记，所以，唐敖庆组长让我当了他的临时秘书，做具体工作。我向唐先生反应，厦门大学的催化、电化、结构量化基础雄厚，又经过了化学模拟生物固氮的洗礼，石化催化的研发也上了轨道，应该可以列入规划。对此，唐先生有着亲身的感受，因而顺利得到首肯。蔡先生的意见是：“我们的工作如实上报，不要扩大，也不必缩小”。我们学校、我们院就是凭借着这样的原则和实力，争取到了相关的项目。

大会后期是落实项目，和落实组织机构，经费由科学大会规划，归口国务院统一拨付，引起各个学校激烈的短兵相接。

平衡的结果，吉林大学报了理论化学研究所，从事化学键理论研究。我们学校上报了物理化学研究所；南京大学申报的是无机络合物研究所；北京大学是老大哥，不可能把它拉下；复旦大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接下来是定编制和确定科研场地和仪器设备。我们因为有催化、有电化和物构量化三个方向，所以要到了九十个编制。我校申报的化学大楼面积一万九千平方米，造价三百万元；北京大学更大，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也都榜上有名。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这座化学楼，系1979年列入规划，1980年动工，1985年建成。这些是我校物理化学研究所和化学楼的来历。

有了研究场地之后，我们又为科研仪器设备忙碌了起来。1980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所属的开发署专门为各个大学一个优势项目提供经费。这又是一次好机会。教育部摸底后，确定北大、清华、南开、厦大等七、八所学校入围，还提供人员培训经费。为了确保得到该项资助，要求各个学校拿出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和项目，致使竞赛空前紧张激烈。校党委决定，上报蔡先生的催化专业。到北京后，让我们准备答辩。第一批先选两个，南开大学陈茹玉院士的农药和我校的催化。我的答辩重点介绍了化学模拟生物固氮和石化催化项目，获得教育部对外联络处长的好评。约两个月后，我们收到了获准的通知，大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具体计划由蔡先生亲草拟，他开列了催化研究所需的顺磁、核磁，红外，以及色谱、原子吸收（光谱），包括电脑，一起列入，估计达二十五万美元。还要我们再选派十个人出国深造一年，每人一年费用一万美元。然后是组团考察，总费用约四十万美元。一个月后的批复是设备二十二万美元，人才培养十万，考察五万，我们如愿以偿了。

这个大项目里，除了催化组全力以赴之外，我们系的结构量化室也投入了部分力量，还把生物系的生物固氮包括在内，使我们有了化学模拟合成、结构分析计算和生物重组的结合，以便和福州物构所、吉林大学等强大竞争对手展开友谊竞赛。
 人才培养的十个人中，有如万惠霖、廖远琰、丁马太、张藩贤等，还考虑了数学、生物、物理的名额。考察的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到美国。我们1980年启程，到达旧金山时由李远哲接待，每一站都是有名的科学家接待。一共四十天，参观访问了大概十二个单位，在日本七、八天，在美国大概三十一、二天。蔡先生把考察计划定得非常详细，每一站到什么地方，考察什么，不许走马观花，更不同意游山玩水，到了纽约，蔡先生说这里是终点站，让大家参观了林肯纪念碑。经费也控制得很紧，剩余的部分买了科研用的计算机、施乐复印机和照相机各一台。

出国归来，由我起草了一个考察报告，总结了蔡启瑞先生的一贯学术思想，那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理论是基础，实际须重视；规划应近、中、远期相结合，以近、中期计划为主，例如煤化工、石油化工是近、中期目标，固氮则是远期的任务；还要集中打歼灭战，例如乙炔水合催化剂的研发等，就是打歼灭战的结果。

跟随蔡启瑞先生从固氮到科技大会、物理化学所的组建，再到接受联合国资助和出国考察，前后历时十多年，是我收获甚丰、终生不忘的时光。真诚祝愿他老人家长寿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