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就知道蔡先生。我硕士期间的研究课题是甲烷氧化偶联，记得当年在课题讨论时陈懿老师和我的导师颜其洁老师时常引用蔡先生在甲烷和氧气活化等方面的观点。后来去日本留学，我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期间的导师Kiyoshi Otsuka教授也很熟悉蔡先生。那时蔡先生于我就是“高山仰止”的感觉。有蔡先生坐镇的厦大催化于我心中就是全国高校中催化基础研究的一面旗帜。
 2001年到厦大工作后，住在敬贤，十分有幸和蔡先生成了上下楼的邻居。刚到厦门的那阵子，时常打扰先生，聆听先生的教诲，向先生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每次先生都非常开心，非常健谈，谈国际能源动向和国家能源形势，谈海峡两岸局面。先生也非常关心我们在厦门生活是否习惯。那时先生已近90高龄，思路依然非常清晰。正如万惠霖院士曾说过的，和蔡先生交谈，每次都能感受他的科学灵感，为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我回国获得的第一个基金项目“福建省青年科技人才创新项目”就是受蔡先生启发撰写的申请书。记得蔡先生当时对甲烷单加氧酶体系特别感兴趣，希望我在研究中借鉴相关成果。我以“甲烷选择氧化一步制甲醇的高性能催化剂的开发”为题写好申请书，先生非常仔细地帮我修改了申请书。除对研究内容提出建议外，先生还斟酌用词，在申请书题目的“开发”之前加上“研究”两个字，以强调这是个基础研究。先生后来多次关心这一方向的进展。甲烷选择转化方向的研究因难度大，进展不如先生期待的那样顺利，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从模拟单加氧酶的多相铜体系的研究到甲烷制丙烯新过程的开拓，执着的已不仅仅是一个研究方向，更是一份信念、一份深受先生人格魅力感染的情怀。
 蔡先生一直执着奉献。记得在2001年年底催化教研室举行的研究进展报告会上，先生以88岁高龄依然亲自登台作学术报告，以“生物固氮的分子识别和两条质子传递链”为题侃侃而谈，讲了一个多小时，刚到厦大工作不久的我当时震撼还是很大的。后来的点点滴滴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蔡先生执着追求的精神。即便是90岁以上的高龄，在敬贤的那些日子先生依然工作到很晚。夜半被先生叫下楼去处理电脑故障，见到先生仍伏案工作的情形还历历在目。后来先生搬到西村，而我也搬到了北村，碰面的时间少了，但依然时常能感受到先生的关爱。2011年元旦，催化研究所聚集在翠丰开了一次学科发展研讨会，讨论学科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考虑到先生已98岁高龄，没有惊动先生。先生得知后特地请人开车将他送到会场，到会进行鼓励。先生的鼓励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为厦大催化学科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极强的动力。

王野
 2013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