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我怀揣着我的工学博士学位证书和博士学位论文“l-2(10)-蒎烯的氧化、热异构和水合反应及其关联化学的研究”，如约但忐忑不安地来到了蔡先生办公室，向我敬仰的蔡先生本人及他组里的老师（我记得有万惠霖老师、张鸿斌老师和林国栋老师等）汇报我博士阶段工作和未来博士后的研究计划，尽管时间已久远，但当时的很多细节我依然记忆犹新，尤其是蔡先生的那句话成为我后来在厦大为人为事和后来为师的动力。当时，蔡先生可能看出了我的顾虑，他鼓励说，你可以对付萜烯化学这类“大分子”，就一定能做好我们面对的碳一化学“小分子”。确实，相对于碳一化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如合成气（CO/H2）、以甲烷为代表的低碳烷烃，以及相关的N2分子等，我研究的蒎烯是萜类化合物的一种，萜烯是分子式为异戊二烯的整数倍的链状或环状烯烃，最小的分子也含有5个碳原子。虽然我当时对碳一化学了解不深入，但我却顿时增加了信心，也暗下决心要在蔡先生的指导下做好博士后工作。
 我的博士后阶段有艰辛，也有快乐和前所未有的锻炼。蔡先生为了让我尽快进入角色，经常到实验室现场指导和鼓励，传递给我严谨的科学研究精神，还有那一份对学生的关爱。我印象最深的是蔡先生的电话，他的来电少则半小时，多则可以1~2小时，不仅深入浅出地与我讨论研究相关的科学问题，也不忘问我有什么生活困难。我清楚地记得，在蔡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甲醇偶联制乙二醇的催化剂设计思路和课题，顺利地拿到了福建省重点项目资助，使我的研究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虽然这个课题因难度大，进展未如人意，但相关研究结果为我现在进行的与“煤制乙二醇”有关的催化剂研究，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积累。
 蔡先生的国际知名度很高，有很多国际同行友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十分密切。每当有国外教授来厦大讲学时，蔡先生均安排我们这些博士后或年轻老师与国外教授们近距离接触，既使我们认识了许多知名教授，也使我们有机会与国际上知名教授进行面对面交流，从中学习和了解科学前沿知识与信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田丸谦二教授（东京大学教授和前副校长，曾任日本化学会会长和国际催化大会理事会主席）、B. Delmon教授（比利时新鲁汶大学教授，Applied Catalysis杂志创始人）和岩泽康裕教授（东京大学教授和前理学部部长，曾任日本化学会会长）等均是蔡先生的至交好友，通过这些接触，也让我这个晚学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联系。时至现在，虽然蔡先生的不少国际友人已经退休，但只要我有机会到访他们的国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蔡先生均会交代我到他们的住地或实验室代为问好。因我在博士阶段曾到日本进行了一年的联合培养，有一点日语基础，凡有日本教授来访厦大，蔡先生均让我协助接待。当我有机会获得资助到东京大学岩泽康裕教授实验室进行访问和做博士后时，蔡先生更是全力支持并亲自写推荐信，使我在东京大学学习了2年多，并顺利获东京大学理学论文博士学位。
 这些年，我在学习蔡先生的精湛业务，以及严谨治学和崇高品德精神的过程中，除了做研究、教本科生和指导研究生外，深受蔡先生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应负有责任心的影响，还兼职一些学科管理工作，他那全方位地把年轻人推至前台的做法也一直贯穿于我的工作中。
 在迎来蔡先生百岁寿辰之际，谨以此文献给我敬仰的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