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癸巳年是中科院资深院士、著名物理化学家、厦门大学一级教授蔡启瑞先生的百岁华诞年。

蔡先生是我的恩师，也是无数景仰、追随他的弟子心中的一座丰碑。

记得那是1962年，当时我是厦门大学本科四年级的学生。一天，经同学万惠霖（他是蔡先生的研究生）的介绍，有幸认识了蔡先生。初次见面，蔡先生就给予了我许多鼓励。他说，一个大四学生，能通过自学解出一道量子化学教科书中难度较大的习题，很有潜力嘛。他表示赏识我的数理思考能力，决定指导我这位本科生做毕业论文。这让我兴奋了好些天。要知道，当时蔡先生已是知名教授，催化学科的带头人，一般情况下只指导研究生。而我，就此成为蔡先生的嫡传弟子。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有关á-TiCl3晶体的晶格能极化能与晶体场分裂的理论计算。在做毕业论文的那段日子里，我根据蔡先生的思想，查阅了大量文献，在不断参考、甄别国内外有关专著与论文的基础上，在原始的手摇计算机上开始进行冗长的计算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取得成功。采用点电荷加点偶极模型，对á-TiCl3片状型晶体和ß-TiCl3晶体的极化电场强度、极化能和晶格能进行了计算。计算出的U值与由Born循环估计的实验值相当接近。由此证实了蔡先生关于丙烯在á-TiCl3催化剂上定向聚合与á-TiCl3的空间结构及在氯离子点格上沿三次轴方方向上强极化作用的关联。这些成果后来整理成两篇论文在厦大学报上发表（厦大学报1994，1；厦大学报1994，2/3）。这些成果也证实了蔡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通过计算与计算机模拟，可以推断与预测反应机理。这也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是实验科学的补充。在我与蔡先生短短的这一年（1992-93）接触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蔡先生不但有丰富的化学知识，而且有很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善于把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去推测和提出化学反应机理。

1963年是农历癸卯年（兔年）。这年6月，我作为厦大首届催化五年制本科生中的一员，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厦大，告别了蔡先生。当时我虽然满心希望能在理论化学领域继续深造，蔡先生也极力推荐我报考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的研究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参加考研，而被分配到广西化工研究所工作。在那里，是没有条件进行理论化学的研究工作的。

光阴似箭，十多年过去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向科学进军的响亮口号，基础科学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时，蔡先生并没有忘记我这个十多年没有联系的学生，他通过他的儿媳妇陈笃慧老师（我的同学）写信与我，先是建议我去吉林大学参加唐敖庆教授的量子化学学习班，后又说要调我回厦门大学。由于当时我在广西工作很忙，在新技术开发方面也有了一些成就，广西化工研究院领导不肯放我，蔡先生就亲自写信给当时的广西化工研究院吴品清院长。经多方努力，我终于在1983年底从广西南宁调回了厦大，那时我已经快满45岁了。

见到久违了的蔡先生,我心中充满感激，但又忐忑不安，毕竟我不年轻了，量化也丢光了，搞基础理论可能不行了。但在蔡先生眼里，我还是当年那个在他亲自指导下肯钻研的大四学生。听完了我的简短汇报，蔡先生就要我尽快去拜会张先生（我国著名的量子化学家张乾二教授，我大学时的物质结构课老师）。这是我重返厦大后蔡先生与我讲的第一件事,也是第一个任务，我当即不折不扣地执行，即在重返厦大的第三天，就到当时住在鼓浪屿的张先生家中看望并求教。自此开始，直到90年代初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一直和张先生的几个20来岁的博士生、硕士生一起听张先生讲课，获益良多。博采众长，触类旁通，这种治学方式，是蔡先生教授我的。

让我记忆尤深、特别感动的是，蔡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多次到美国考察，他没有为自己或家人买任何一件东西，却用在国外省吃俭用所余下的7千多美元，委托当时在美国进修的张鸿斌老师（我的同学），买了一台PC-XT的微机（当时是最先进的微机），于1984年从美国带回来给我作计算工作。虽说计算机发展得很快，几年后这台微机就淘汰了，但在我刚到厦大的一两年中，这台微机对我的科研工作发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难以言喻的！在当时，这台微机至少比60年代的手摇计算机强100倍以上！

回想我重返厦大以来，特别是从1983—2003这二十年的时段里，主要从事催化量化计算与量子化学理论的研究工作。期间，我提出了群表示约化的方法并编写了相应的程序；先后与万惠霖、张鸿斌、刘爱民、莫亦荣、周朝晖等老师合作，用自己编写的程序对固氮酶活性中心，氨合成铁催化剂等表面体系进行量子化学理论研究。另用高斯程序对铁氢酶反应机理及在Mo或W催化剂上甲烷脱氢等进行了密度泛函理论研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获得包括1994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如果不是蔡先生将我从广西调回厦大，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与蔡先生的接触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蔡先生的博大胸怀和高尚情操，感受到他对学术的钻研和对后学的关爱。他是一位博学睿智、热爱祖国、为催化科学贡献出毕生精力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生活简朴的良师益友。他热爱厦大，一生致力于催化科学的研究，取得多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他累计发表论文190多篇，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3项及部委级奖多项，联合申请获得催化剂发明专利7项。即使在他年过九旬以后，他仍旧耕耘在教学科研一线，经常工作到深夜。他创立了厦门大学催化学科团队，培养了包括黄开辉、万惠霖、张鸿斌、廖代伟等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材。

蔡先生对人材倍加关爱。凡是他所熟悉的出国留学深造的厦大学子，他总是力劝他们学成后回来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献力。有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厦大有位博士出国逾期未归，学校行政部门将其住房收回，并将房内残存的一些物品，包括其保留下来的少年时代最心爱的科技书籍都搬到垃圾堆附近，后被外人捡走。这位博士得知后十分气愤。当我把这件事告知蔡先生时，他立即发电子邮件给这位博士(刘爱民)，信中表示歉意，并说他未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很大的遗憾。
 蔡先生常对我说，厦大出国深造的刘爱民、莫亦荣等都是人材，以后一定多有建树，他希望他们回来报效祖国。我深深地感到，他就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争取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包括蔡先生本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一样，为了争取在海外的厦大学子回娘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蔡先生治学有道，他高屋建瓴，眼界开阔，对我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工作也十分关心。2008年，蔡先生得知我的儿子周宇在大学毕业后自办了一个高新企业并已在全国著名之后，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多次向我提出要去实地看看。2010年10月，已经是97岁高龄的蔡先生，在蔡俊修老师（他的儿子）和我的陪同下，参观了周宇创办的厦门宇电科技开发公司。他边看边问，对周宇和他的团队多有褒奖。他还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国家不但要有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而且要有各行各业的创新型高科技人材，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赶超美国这样的科学技术强国。

蔡先生已经走过了整个一个世纪的漫长的人生道路。经历了从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受列强欺辱、到新中国诞生、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走向初步繁荣昌盛的全过程。他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创立的厦大催化学科的团队已更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他那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催生的强国梦也正在华夏大地上逐步变成现实。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恩师蔡启瑞先生风范长存！

                             周泰锦于2013年